老子文化

老子、道家思想及其历史命运
来源:函谷关旅游网 日期:2011年7月15日

老子、道家思想及其历史命运

老子》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他的思想众说纷纭,有认为他是唯心主义但同时具有朴素辨证法的哲学家,也有认为他的学说是唯物主义的,也有人说《老子》是一部兵书,道教则将他奉之为道德经,有的学者认为中土佛教融入了老子的思想。

总之老子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副极为复杂的面貌。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里有一篇《出关》引起了我的注意。

鲁迅以学者的深厚根柢发而为文,对我们理解老子思想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篇小说里有一段孔子问学,有人认为是一种幽默。其实鲁迅是有所本的,他是从太炎先生那里听课时得到的。

老子为避孔子锋芒,不得不骑着青牛出关。在关口被关尹留住写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学术界也有斗争,想要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终于斗不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出关去了。但是,他的学说还有一定的地位,关尹就对之十分崇拜,《关尹子》虽说是伪书,但从和《老子》一书的思想继承和发展来看,还是有其价值的,不能因为不是关尹子所著二否定其价值。

再从老子自己担任过柱下史的历程看,他的学说主要为下层官吏所接受。鲁迅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两点,一是老子在和孔子的斗争中是个失败者,二是他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被摧垮,在下层官吏中还有一定的影响。这场斗争,到汉武帝才算告一段落,并没有真正结束。

不时地在各个时代会爆发一下。老子和孔子的斗争以老子的失败而告终,但老子并没有被摧垮,他出关以后到那里去了呢?似乎没有人提起过,传说是到了四川成都青羊观得道成仙。而我以为到了秦国。理由如下:1,老子出关出的是函谷关向西到秦国,顺理成章。2,秦并吞六国,多用阴谋,计谋多出于阴阳家之流,且不说阴阳家与道家的血缘关系,若无秦王接受道家的理论,连横决无成功可能,六国合纵的失败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是阴阳家弟子,成败之间透露出来的消息难道不正是国家哲学的成败吗?3,韩非入秦带去的理论应当包括《解老》、《喻老》等篇。以前总想不通一个儒家弟子、法家的集大成者为什么对老子感兴趣,原来他要去秦国说秦皇,当然要对秦国的国家理论进行研究,讨秦皇的欢心和信任,才能取得成功。4,秦皇烧书是不烧秦国的书,因此,老子的书不在被烧之列,这给汉初老子思想的流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就在秦皇统治时期,张良从黄石公那里接受了道家的思想,辅佐刘邦夺取了政权,这也是汉初黄老思想能成为统治思想的一个原因。5,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到秦国,以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哲学决不为轻易放弃秦国的,实在是因为老子出关后来到秦国,受到秦国统治集团的重视,孔子难以插进去,且老子出关后自然也不会不加防范。所以孔子不是不想去,而是去不了。为此后来唐代自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韩愈在《石鼓歌》中写道“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很是有点怪老祖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味道。就是不知道孔子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难处,错怪了他的老祖宗。

老子到了秦国以后,他的思想为秦统治集团所接受,但引起儒家和法家等学派的不满和恐惧,以秦国的高居于西北的地理优势和军事实力而言,一旦接受道家思想作为他的国家哲学,秦国称王天下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这时儒、墨、道、法、兵诸家显学中墨家已经没落,而兵家作为军事理论不适合成为国家哲学。

于是儒、法两家产生了联合对付道家的客观需要。荀子这个大儒家竟然培养了两个大法家:李斯和韩非,以前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是说不清楚,到批林批孔的时候,干脆把荀子派到法家门下,叫人哭笑不得。从老子思想在秦国占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儒、法两家共同对付道家的需要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李斯首先入秦,力图用儒、法之道改造秦国,遭遇失败,逐客令一下,李斯卷起铺盖走人。

李斯不象韩非那样刻板,灵活得很,离境之前上了一道奏章,后来成为秦代唯一能上文学史的作品《谏逐客书》,向秦王表了忠心,实际上他也背叛了自己的学派。所以,韩非到秦国,是儒法联合行动的又一步棋。当然这骗不了李斯,李斯坚持要杀韩非也就顺理成章,并非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残杀,而是不同学派为争夺统治地位的一场血腥杀戮。儒、法联合其实一直随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没落才结束,过去一直认为儒家在汉武帝以后占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其实是一种误解,至于儒法斗争更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生造出来的。

所谓外王内法、礼法之士,以及在礼教名义之下的严刑峻法,无不说明了儒、法两家为皇家所同等重视。儒、法两家只是统治者的左右手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儒家抗衡的只有道家,综观中国思想史也确是如此。法家则一直是统治者的大棒,而儒家也就是统治者的橄榄枝,这两手齐下维护中国皇朝统治两千多年,实在是中国的不幸。

在道家和儒家的斗争过程中,第一回合道家失利,第二回合道家可占尽了上风,汉初,老子的学说简直成了官学。这里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张良,他出身韩国贵族,学过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儒生。他在博浪沙锥击秦始皇不中后,避地下邳圮上老人授于太公兵法,也就是一本黄老之学,潜心钻研,终于成为老子思想的实践者,辅佐刘邦夺取天下。你看他为刘邦所出的策略,特别是火烧栈道,示人以弱,使项羽放松对刘邦警惕,刘邦赢得了可贵的时间,这完全是老子的理论实践。

另一个就是陈平,他的分肉的故事在《史记》中有精采的描述,我把他照录如下:“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这不是活生生的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最好诠释么。司马迁在太史公曰里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而且他深得老子”将先取之,必先与之“的精髓,韩信要求刘邦封齐王时,陈平及时蹑汉王足,避免了一场纷争,为灭项作出了贡献。这两个人同为刘邦谋士,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但两人并不居功自傲,这又是老子”功成不居“的理论实践。

由于这两人在刘邦集团中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见老子思想在当时的地位处于主流状态是没有问题的。相反儒家就很不得意,刘邦把儒生的冠拿来小便就很说明问题了。谈到汉初老子思想的流行,不能不提一下曹参,他在齐相国任上碰到一位专门研究老子学说的盖公。从此他便成为老子思想的真诚拥护者,在萧何去世以后,他担任了中央政府的相国。在任期间,他一无创新,一律以萧何的所定律法为准,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丞相,却被史学家加上了“萧规曹随,守而勿失”的美誉。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初黄老之学是何等深入人心。老子思想的高峰出现在汉文帝、汉景帝两朝时期,关键人物是窦太后,她对文帝时期执行按黄老思想制定的政策的有效性,非常清楚。正由于她的坚持这条路线一直执行到武帝初年,她去世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造成了对老子思想的一个不说是毁灭性的也至少是极为重大的打击。

淮南王刘安,有一部《淮南子》这是道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但就是这位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竟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此后黄老之学开始走向衰落,若没有窦太后的维持,那肯定衰落得还要快。黄老之学的这一变故,当然给儒、法两家带来了反击的好机会,所以才会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因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符合巩固皇帝政权的需要,董仲舒上书也确实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才能完成儒家对道家的最沉重一击。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老子学说的衰落,并不是来自他的敌对派别的攻击,竟然来自其自身一位最重要的、最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一为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这一点确实叫人扼腕叹息。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一种文化上的一元主义,老子思想从此不再成为各个皇朝和文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汉朝的建立和文景之治的光荣,是中国人抹不去的情结,因而,老子思想和《老子》这部著作的光辉也不时的在中国各个时期冲破一元主义的黑暗。东汉时期的王充高举道家大旗,写出了《论衡》这一光辉的著作,问孔、刺孟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老巢。只是他官卑职小,在当时和后来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批林批孔是硬把他派成法家倒让他红了一阵子。近来读钱穆先生的

《国学概论》,这是一部几十年前的著作,钱穆先生早就把王充的《论衡》列入道家的著作之内.三国、两晋时期老子思想大有复兴之势,张道陵的创立“五斗米道”和王弼的注《老子》,玄学和清谈的流行,使老子的地位局部得到恢复。道家的思想逐步与儒家和佛教有所融合,儒、道两家的敌对状态不复存在。由于道家渐变为道教,老子的地位也由哲人演变成神仙,连因谋反而自杀的淮南王刘安也被说成白日飞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仙了。这是一个神化老子和道家的时代,最后道教形成了,而道家则消亡了。

自此学派意义上的道家不再构成对儒家的威胁,儒家也对老子思想宽容一些了。 叫人想不到的是,老子因为姓李而交了大运,到唐代因为皇家姓李,又有唐玄宗的“做了皇帝想登仙”,老子此时仙气十足,竟被封为“玄元皇帝“。但这个老子,己不是我们要谈的老子了,而是道教的一个偶像。唐玄宗得到了安史之乱,而笃信道教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竟成为金兵的俘虏。这当然不能由老子来负责的。到了明朝的佛道之争,则完全是宗教斗争。反映到小说中就是宣扬佛教的《西游记》和宣扬道教的《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道士多不是好人,而《封神演义》里连观音菩萨都是道教弟子--慈航道人,在两本书中都受到尊重的就是已经成为神仙的老子。
历史走到了今天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我们应该可以用较为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学派纷争。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儒家思想出现危机时就会有人到道家或者说是到《老子》那里去寻找出路,如魏晋时期的王弼注《老子》玄风大起,到鸦片战争时的号称眼睛向外第一人的魏源也撰写了《老子本义》。

不过这些都不可能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更不可能成为今天时代的主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是孔子,还是老子,我们都应当加以批评,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诚不可取,全盘接受也不合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总不能从他们那里再往后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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